[左起：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
作者丨丁凯文
文革中政治新星戚本禹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戚大帅”。戚本禹相对于其他同龄人而言，可说是少年得志，早早就进入了“最高权力中心”——中南海，虽然说不上日日受到精心的培养，但却是近水楼台得到思想风范的熏陶，自是普通老百姓所无法期盼的。再加上戚本禹先天聪颖，后天刻苦，为自己奋斗出一番可观的天地。
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年纪轻轻即跻身“中央首长”之列，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之一，其声势如日中天，实乃一颗迅速跃起的政治新星，然旋踵之间却急速殒落，甚至化为尘埃。曾几回首，若没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戚本禹按部就班地发展，则必有另一番骄人的成绩，断不可能身陷囹圄十八年。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命耶？运耶？历史应该怎样评价之？人们又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一、青年时代：“八司马事件”因祸得福
戚本禹出生于1931年，祖籍山东省威海市。1942年随父亲到上海，随后进入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投身地下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因其学习成绩好，理论水平较高，1950年5月4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19岁。
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当时的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江青和田家英。这个秘书室实乃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戚本禹刚开始在此做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戚本禹是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选文章要逐字逐句地校对，往往要通读五六十遍，工作虽然乏味，但从此戚本禹对毛泽东著作颇为熟悉，了然于胸。
此后戚本禹在中共中央信访局工作，五十年代后期担任政治秘书室一科科长，行政十六级干部，主要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工作。
1958年3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当时的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们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八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这个问题被反映到毛泽东处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决定，毛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当年5月初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如何载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对戚本禹而言，毛泽东对他简直就是恩同再造。
二、参与李秀成变节说的史学争鸣
天资聪颖的戚本禹业余时间喜好钻研历史，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史尤感兴趣，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由于当时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受到歌颂，李秀成敢于揭竿起义造反，后又死于满清王朝的屠刀下，自然成为史学界肯定的正面人物。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明显表露出乞降求抚及苟且偷生之意，如何评价李秀成其人一度成为史学界有所争论的焦点。
1963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投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深入探讨此一历史公案并引发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历史研究》在当年第四期上予以全文发表。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出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戚本禹认为，李秀成“在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认不了的”。并指责李秀成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戚本禹在文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罗尔纲等人也先后撰文与戚本禹商榷。据戚本禹自己说，毛泽东后来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了几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历史事件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史学界对某个事件展开探讨、辩论原本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姑且不论戚本禹文章是否真有道理，但他这种不囿前说，敢于提出不同观点本身还是值得提倡的，人们不应以后来戚本禹被打倒而全盘否定戚本禹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受政治风向的干扰，史学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历史研究受到不同程度的干预，近现代史研究尤甚，如果官方肯定了的说法就可大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观点，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的帽子，这就是学术研究一度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李秀成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极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也成为日后抓叛徒的象征。文革中将瞿秋白《我的自述》拿来狠批，瞿秋白、李秀成两人的墓地被红卫兵毁掉。追踪溯源，不能不说这是受到六十年代批判李秀成投降变节的影响。
细审当年那段历史，戚本禹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一篇史学商榷文章，而在于那时的史学研究也蒙上了一层极左的色彩，史学研究为政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打倒某些人的锐利武器，不同的观点可以被任意曲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日后发生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学界名人吴晗、翦伯赞也是死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自从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褒扬后，戚本禹名声大噪。1964年夏陈伯达将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红海》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编辑成员都是学有所长的理论学者，戚本禹如此年轻就迈上这一台阶，实属党内年轻俊彦，一时前途无量。
1965年底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在上海找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身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戚本禹竟然丝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来历。但是随后，戚本禹紧跟形势，在12月8日于《红旗》第12期上发表了《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确表态，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文革第一声战斗号令，表示出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戚本禹闻名全国。有了这个“尚方宝剑”，戚本禹先后写下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1966年3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年4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指责吴晗“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采取了扣帽子的上纲上线做法，与姚文元批吴晗的蛮不讲理、欲加之罪如出一辙。戚本禹再接再厉又写出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上，戚本禹将吴晗等人定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该文随即在5月16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积极配合了当时打击“彭罗陆杨”的战役。
由于戚本禹积极紧跟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戚本禹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时年戚本禹仅35岁，真是时势造英雄，一颗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工人、各地造反派组织等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发表了大约120余次左右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戚本禹大都秉承“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夺权运动，批判“走资派”。
[左起：王力、蒯大富、戚本禹]
四、有没有逼死田家英？
田家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大秘书，但田家英却是文革开始后中南海里第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高级干部，后来一些公开出版物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归结到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
1966年5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机构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的问题，组长是周恩来，下面还有分工，周恩来负责彭真案，陈伯达负责陆定一案，康生负责杨尚昆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负责田家英案。周恩来召开会议统一布置分别与此四人谈话，收回他们的文件。安子文负责的小组成员有王力和戚本禹。5月22日下午3点，在田家英的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代表中央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与此同时，汪东兴统一布置将一批人搬出中南海，其中就包括了田家英。23日田家英在家里愤而自缢身亡。
总的来看，田家英是死于当年的极左路线，发动文革之际，“彭罗陆杨”捎带上田家英等不过就是必须要被扫清的前沿阵地。
五、戚本禹与打倒刘少奇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的文章。文章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这篇文章当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基本上就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上纲上线，欲置刘少奇于死地。
可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却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大力支持，1967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该文上作了批示和修改。毛泽东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虽然并未指明谁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又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起草修改这个通知的却心知肚明，只是倒刘战役必须一步步进行，笋也要一层层剥才行。1966年的下半年，已经取得了文革的初步成果，揪出了“彭罗陆杨”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在毛泽东看来斗争才刚刚开始，最大的“走资派”还未最后揪出来，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夺权斗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就有了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谈话，号召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从而引发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全国其他地方的夺权也风起云涌。这股斗争的矛头必将引向被认为的最大走资派——刘少奇。戚本禹躬逢其盛，当了倒刘的工具。
六、戚本禹与打倒老干部
除了打倒刘少奇一事外，戚本禹还涉及了其他一些迫害老干部的问题，如揪斗彭德怀，打死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等。这些都成为戚本禹日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8年的依据。
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成员王力回忆说，戚本禹坦承到四川揪彭德怀回京，自己是个执行者。王力判断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专案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显然，揪斗彭德怀，戚本禹扮演了打手的角色。至于批斗刘邓陶，更是出自专案组的授意。
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个被造反派酷刑致死的部长。作为造反派的组织者戚本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煤炭部谁是走资派呢？毛泽东就点了张霖之的名字，从此张霖之上了走资派的名单。江青在1966年12月也点名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正因为有了“尚方宝剑”，造反派有恃无恐地酷刑毒打张霖之，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竟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
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王秉璋与张霖之在解放战争中曾经是搭档，王是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司令员，张是该纵队政委），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张霖之在历史上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凶手，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
七、戚本禹的倒台
戚本禹是文革初期跃升的一颗政治新星，然而，这颗新星却出人意料地迅速殒落。戚本禹为何会倒台？
1967年是中央文革最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江青等极左派，在全国掀起了夺权狂潮，先有上海的“一月风暴”，随后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面对如此疯狂的运动，许多人忧心忡忡，但是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统统跑了出来，正好可以来个全国改天换地。然而，没想到在武汉地区却碰了一个大钉子。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认识到，对军队的高干不能压得太紧，否则就会激出意想不到的后果。面对这一形势，不得不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处理“七二〇事件”，事件的主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并未身陷囹圄，反而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其他大军区的司令员，如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被接到中南海，过了几天舒适的生活，再也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
军队要安定，那些激起民愤的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罪责难逃，特别是王力的“八七讲话”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影响太坏，由此王力、关锋一举被打倒。
王力和关锋倒台后，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终日。1967年9月4日，戚本禹向毛泽东递交了他的检讨信。戚本禹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辞，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在信上批道：“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但是戚本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1968年初戚本禹终于也“请假检讨”了。
八、承担罪责：身陷囹圄18年
1968年1月14日被宣布“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被“关押审查”了。随后，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为一名囚徒。关于戚本禹在秦城监狱的经历，现在披露甚少，外界几乎不知戚本禹是如何度过牢狱的日子的。
周恩来在1970年1月24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据说，戚本禹现在是某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长。
九、晚年戚本禹：有没有反思？
文革对戚本禹而言真是一言难尽，不堪回首，但是戚本禹后来还是接受了一些人的访谈，道出了一些自己的文革所见所闻。那么出狱后的戚本禹对文革有什么反思吗？戚本禹对毛泽东仍然有着一份说不尽的感情。戚本禹自己承认，毛泽东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克星。戚本禹进入中南海的前18年，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但是戚本禹在此之后却在监狱中度过了18个春秋。
1996年《明报月刊》第六期有一篇戚本禹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访谈，其中涉及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评价，戚本禹在此访谈中重点批驳了李志绥医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戚本禹说：“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他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他‘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
戚本禹的一生可说是起伏跌宕，既经历了光芒耀眼的时代，也度过了黑暗低谷的人生。戚本禹少年得志，青年猖狂，中年失意，老年沉寂，是那一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严格说来，戚本禹还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戚本禹虽然天份不错，也很刻苦用功，在史学领域初露一点头角，但是这份对历史的钻研尚属“初级阶段”，且这份研究并未使戚本禹转变成为一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戚本禹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投入到“极左”当中，史学研究不是为了探讨历史事件，而是成为打倒一些人的武器。更何况，随着戚本禹地位的上升，史学研究对戚本禹而言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意义，写作大批判的理论文章成为戚本禹的主要任务。
文革中的戚本禹既谈不上是个文人，离政治家也还有十万八千里，过分的投入导致戚本禹得意忘形，从而铸下了自己倒台的命运。虽然，我们不必过于苛责戚本禹，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戚本禹实在缺乏对历史以及对自己的反省。仅此一点，戚本禹就远远不如王力，甚至还不如关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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