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暮春，很多城市都要被行道树折腾一遍。
北方人们最熟的是杨絮，飘起来像下雪，人一张嘴就呛。
上海车主也有自己的烦恼，栾树蜜露黏在车漆上，洗车也基本成了季节性刚需。
别的城市也大同小异，不胜其烦。
武汉有恼人的法桐果毛；广州的人行道，经常被榕树根顶翻；而成都的女贞果子一掉，路面被染成紫黑色，很难清洗掉。
看起来，每座城市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
但往前追，原因其实很像：当初种树时，城市只想快点绿起来，没太多余力去想这些树长大以后会不会扰民、难不难养、和街道空间合不合适。
这不是某一种树的原罪，而是当年的最优解，在几十年后却变成了今天的麻烦。
要理解今天这些春季烦恼，得回到半个世纪前那场“绿化冲刺”。
解放初期的北京，城区树木仅6万余株，周边又被风沙区包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北京甚至一度被列为“面临沙漠化威胁的城市”。
这还是首都，北方其他城市的压力可想而知。
南方没有那么严重的风沙问题，但工业扩张、人口增加、城市升温，也都需要树。
树越多，街道越阴凉，城市环境也才更像样。
所以那时选树，标准很朴素：便宜，能活，长得快。
所以，砍根枝条插进土里都能活的杨树，最合适。
三年成苗、五年成荫，很快就成了北方城市绿化的功臣。
更关键的是，当时一棵杨树苗平均成本不到五分钱，换成银杏等树种，成本可能翻几十倍。
南方大量种下的法桐、栾树、小叶榕、女贞，也差不多是这个思路。
不是因为它们完美，而是因为它们便宜、抗造、见效快。
事实也证明，这场快速增绿确实成功。
1950年到1980年，北京城区三十年植树860万株，速生树种是绝对主力。
它们挡住风沙，撑起树荫，也让城市有了绿色骨架。
所以今天回头看，不能简单地说当年种错了。
真正的问题，是当年的账只算到“种下去”，没算到“长大后”。
北京的杨树，就是最典型、也最容易被看见的样本。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杨树也分雌雄。
雄株开花后，花絮掉了就完了，不会飞絮；而雌株授粉后结果，果实裂开，带着白色绒毛的种子随风飘散，也就是每年让人过敏、呛嗓子的飞絮。
城市早期种下大量雌株，更多是条件所限。
杨树通常要长到四到六年才开花，小苗阶段很难判断雌雄。
等树长大、能分辨时，它早已郁郁葱葱了。
进入1990年代后，苗木技术已经能区分雌雄，问题却依然没有明显改善。
原因也不复杂，雌株长得快，也更粗壮。
苗圃主推雌株，因其长得快、卖得贵；绿化部门买雌株，是因其便宜、见效快。
问题是，漫天飞舞的飞絮最终却由市民买单，而这个成本并没算进采购价里。
南方城市，其实也是同一笔账。
当年看中法桐的遮阴、栾树的花色、小叶榕的生命力，却没将果毛、蜜露、根系扩张这些附加成本一起算进去。
一句话，早期是分不出，后来是没人管。
等技术上能管了，考核表上又没有“飞絮率”“蜜露投诉”“根系扰民”这些栏。
反正，不换也没人追责，换了也未必算成绩。
还是拿杨树举例。
一棵成年雌株杨树，每年大约能产生1公斤飞絮。
单棵树影响有限，可一旦城市里有几十万、几百万棵雌株，飞絮就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是季节性压力。
问题不只是树多，还是当年怎么种。树能活五十年，考核只看这几年。
在快速增绿的年代，杨柳树往往不是零星点缀，而是一条路、一大片、一整片城区地种。
南方的法桐、榕树、栾树、女贞，也常常是依照类似逻辑，被成片栽种于街头。
背后，离不开当年那套绿化考核方式。
速生树见效快，采购容易，管起来也省事。
单一树种连片种，一条路整整齐齐，验收时好看，也好算。
问题是，树可以活五十年，考核却往往只看眼前几年。
至于市民以后会不会过敏，树根会不会顶烂地砖，养护成本会不会越来越高，都不是真正关心的话题。
当短期考核遇到长期植物，很多麻烦自然会被留到以后。
事实上，飞絮本来并不一定会成为公害。
在自然环境中，飞絮落入泥土或草地，很快就分解了。
可随着城市扩张，地面大面积硬化，飞絮失去了落定的地方；高楼和道路又形成风道，气流就裹着飞絮反复盘旋。
过去可能落地就没了，现在能在城里飘上一个春天。
南方也一样。
栾树的蜜露落在硬化路面和车上，很难清理；榕树根在狭窄树池里无处伸展，只能把人行道顶起来。
而这些速生树木的副作用，也被越来越密集的城市空间放大了一遍。
事实上，这些问题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飞絮扰民的相关报道就屡见不鲜。
尤其是每到春天，不仅各类投诉增加，医院过敏门诊更是人满为患。
但看见问题，和推动改变，是两回事。
换树周期长、成本高，还会带来短期绿量下降。
给树打针虽然只能缓解一年，却更容易进年度预算，也更容易交差。
于是，问题就这样拖了下来。
直到2015年，国家林业部门才正式部署飞絮治理。
从问题显性化，到国家层面响应，中间已过去二十多年。
这段时期，城市继续扩张，树木继续长大，雌株数量也只增不减。
一个本来可以早点控制的问题，却逐渐变成每年准时来的“春季困局”。
说到底，这不是简单的“树种选错了”。
它更像一个很常见的城市习惯：不急，就先放着；真到受不了时候，再想办法补救。
那么，法规出来后，效果如何呢？
面对杨树“扰民”问题，各地最常见的办法，是给树打针。
每年3月底，工人在树干上打孔，注射植物生长调节剂，抑制来年结絮。
效果好的时候，正常施药可抑制90%左右飞絮。
有用是有用，可只管一年。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每株杨柳抑絮注射成本约30元/年。这个数字和数百万株雌株相乘，每年仅飞絮治理一项支出就是数千万元。
更关键的是，打完今年，明年它仍然是雌株，仍然可能飞絮，还得继续打。
这套办法，本质上延续了当年种树的逻辑：当年投入，当年见效，当年好交代。
它不改变问题结构，只是买到“今年没那么烦”。
真正要治本，还是得换树，或者至少逐步优化树种和街道空间。
北方要解决雌株飞絮，南方要处理果毛、蜜露、根系扰民，本质上都绕不开这一步。
但换树不是买棵新苗那么简单。
挖走一棵成年大树，要清运，要修复路面，还要重新栽种和养护；新树也不是立刻就能接班，往往要几年才能稳定成活。
这段时间里，树荫少了，绿量降了，居民同样会有意见。
更麻烦的是，换树期间，老树还在，打针不能停。
这相当于，一边还旧账，一边付新账。
所以，在城市研究室看来，最现实的路径，不是一夜之间全换掉，而是渐进换树。
道路改造、老旧街区更新、绿化提升，本来就要动工的地方，顺手把问题树种替掉。
平时，可以靠打针缓一缓，施工窗口来了，再一点点消化存量。
技术上，这条路其实是可行的。
如今，在科研人员努力下，无飞絮雄株新品种已经出现，生长速度并不输雌株，价格也不贵。
可真正难题，不只是资金，还有时间。
渐进换树投入更高，很难立刻换来肉眼可见的成绩。
它的回报，可能要十年、十五年后才显现。
在现有考核逻辑下，这就很尴尬。
打针的效果当年就能看见，预算花出去，飞絮少一点，投诉降一点，都是可以交代的成绩。可换树不同，每年都有支出，真正的改善却可能不在当前任期里。
两种选择摆在面前，结果几乎注定。
这才是最难解的地方。
毕竟，短期看得见的事，更容易拿到资源；长周期、慢慢显现的问题，则很容易被往后放。
杨絮，也只是这本账里最显眼的一项，蜜露、果毛、落果和拱裂的地砖，都是同一套追求“快点绿起来”的逻辑，在不同城市长出的后果。
种树是“五年内”的事，管树却是五十年内的事。
所以，飞絮年年有，不奇怪。
好在行道树“扰民”这件事，越发得到重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以更长远的眼光对待绿化。
通过优化树种结构，控制飞絮植物比例，丰富街道植物群落，并认真调和树木、道路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追求“绿得快”，逐渐转向学习“绿得好”。
过程虽慢，却值得坚定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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